Part1 米亚科托｜每个词都是一场旅行（原声）

我来自莫桑比克，一个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国家。

我将在这里讲述的，是每个词语自身如何带有一个故事、一段旅程。我将讲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段旅程，而引导我的是一个睿智的人（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在这张照片中陪伴着我。这个男人没上过学，几乎听不懂葡萄牙语，完全隐居在丛林深处。但却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不寻常的一个。

他叫做查伊萨•恩该济，是一个猎人、一个萨满，也即马苏阿族的通灵者，生活在莫桑比克中部非常内陆的地区。他独自居住在一个叫做济纳福的动物园区里面。

我先来说一下查伊萨穿着的绿色条纹T恤。这是一件足球队服，来自一支他只知道名字的球队。查伊萨从没进过城——最近的城市离他也有几百公里——但却有一个侄子会每三个月来看他一次，并给他带去足球锦标赛最新赛事的战报。听完战报，查伊萨会说他已经都知道了，因为早在比赛开始之前，他就已经看过了。他只是想确认一下侄子说的是否属实。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观看了比赛因为他梦到了。侄子笑了，兼有尊重与怀疑的意味。在当地的语言中，做梦与飞翔是同一个动词。在那个地方，没有专门表示“现实”的词语，也没有词语来表示“自然”。

我第一次见到查伊萨•恩该济，是我和我的大儿子（他和我一样，也是生物学家）去那个园区干活。他当时正独自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我请这位隐居的猎人向我展示这片丛林的秘密，他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让我第二天再来，但马上提醒我说没必要开车，因为他身上有动物的神灵，无法进到机动车里。我很早就到了，我们一整天都在丛林中步行穿梭，查伊萨•恩该济向我展示着豺的脚印与猎狗的足迹，那些一生忙碌的微小印记。

我立即意识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有一点不同之处。他的智慧是轻盈的、感性的，是与造物之间私密美妙的恋爱。而我的知识却严苛而又枯燥，需要有种近乎清教徒的态度。为了拥有某种“理智”，我耗掉了自己的感知。

感到劳累之后，在一片树荫的庇护下，查伊萨•恩该济向我讲述了狩猎的故事。这个男人再次让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并不只用语言讲述，而是用他的整个身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叙述。每个词语都是一场旅行。在那一刻，他不仅在说话，也在狩猎，而我与他一同狩猎。仿佛有另一个灵魂占据了他的身体。有时我想，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我不会跳舞，因为我的身体已经聋了、瞎了。我请求词语从书页中跳出，不断舞动直至癫狂。

当猎人的冒险不断展现时，我验证了写作与狩猎之间奇异的相似性。狩猎与写作都喜欢追逐那些试图躲藏而又留下踪迹的对象。在狩猎过程中，猎人会变成猎物，正如作家会变成自己笔下的人物。我谈及这种相似性，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猎人与作家的特质。与今天的我们相比，早在我们还是猎人的数十万年前，这种特质就融入了我们。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带着些许高傲，我们将其称为“史前史”），狩猎从来都不只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这种“行为”意味着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则需要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神圣的联系。而分享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则永远与狩猎一样充满生命的力量。故事参与了我们变成人类的过程，其重要性与我们大脑形态体积的变化等同。

我将结束这段插话，回到查伊萨•恩该济身上。为了回馈猎人的慷慨，我邀请他同我们一起在营地吃晚饭。

当时已经晚了（在丛林中，吃完晚饭就算晚了），我儿子说他要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我与他道别，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对他说：“再见，我的儿子”。这番道别令我们的客人不安，他立即提醒我说：“无论何时都不应该对要睡觉的人说再见。而是相反，应该对那些在睡梦中拜访我们的人如此致意。”

我第一次反思了一件每晚都会在家里机械重复的事情：对一个甚至没有离开我身边的人说再见。恩该济的提醒可以简单地看做是社交礼仪的不同。但远不止如此。很明显，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在场”与“缺席”的边界。在非洲乡村文化中，睡着的人与清醒的人同样在场。睡在我们身边的人依然同我们一起，因为他正在做梦。而梦是与意识同样具体的表现。

晚餐期间，我请查伊萨•恩该济把杯子递过来，方便给他倒酒。他于是做出一番意想不到的声明：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瞎子。我笑了，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他是认真的，并补充说：我只有打猎时才能看见。

这句话令我极度不安，因为在我的一本名叫《耶稣撒冷》的书中就是这样（这本书在巴西出版的题目叫做《在世界诞生之前》，美国版本叫做《调试寂静的人》）。在那本书的结尾，有一个失明的人物，他将一本手稿交给自己的哥哥，宣称这部手稿是他写的。“我不相信”，哥哥说。“但是真的”，瞎子回答：“我只有写作时才看得见”。同样的句子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不只是巧合，这种同样诡异、突然、有选择性的失明令我困惑。

临走之前，我说服我的猎人朋友到马普托的一家医院做视力检查。我承认，我并非没有私心。我想要确认那个男人没有对我撒谎。几个星期之后，我实施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向那个园区派一辆4轮驱动的车，并配有一个熟悉当地语言和地形的司机。

该计划还意味着要在眼科医生那里预约一次诊断，在马普托定一间酒店来接待我们的客人。一切顺利，汽车去接猎人，十五小时之后进城，直接开往医院。

片刻之后，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诊断结果：我的朋友并未失明，但却患有视觉神经退化症，很快就会完全失去视力。我焦急地等待着跟他见面，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意料。我的司机来了，他身边的人我却从未见过。那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查伊萨•恩该济的兄弟。他不能来。就让我替他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感到困惑、挫败、愤怒。注意到我的反应，那个男人安慰我说：“别生气，这没什么区别。我和我兄弟有着同样的眼睛。”

我将访客留在酒店，打电话给眼科医生告诉她弄错了。我问她这种病症是否会有遗传原因。医生告诉我会，很可能这两兄弟患有同样的遗传神经病症。兄弟两人确实有着同样的眼睛，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光明，也分担着同样的黑暗。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有着极为不同的眼光去反思身体以及反思意识。在莫桑比克所有的乡村文化中，普遍认为我们是用整个身体来思考的。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分散在我们的身体各处，从头到脚。思想并不居住其中，它只会不时拜访。

查伊萨•恩该济让兄弟替他去做检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只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他所有人。个人身份的概念并不建立在单独的个体之上，而是在家庭关系的网络中。在莫桑比克的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一个词来表示“贫穷”。每当提起一个穷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希希瓦纳”（Chissiwana），也就是“孤儿”。

在回城的路上，我收到恩该济刚刚去世的消息。我马上返回，却没有赶上葬礼。他并未被“埋葬”，因为在那个世界不用这个词。他被“种下”，那里就是这么说的。他被种在一棵圣树的树荫下。

“他是因为什么死的”？我问他的兄弟。

而答案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谁死的？”

这里并不存在误解或者翻译错误。对我来说是“什么”，而他们则说是“谁”。本来该有一个原因，那里却有一个故事。本来该有一件事情，那里却有一个主体。

在

莫桑比克，人们有一种特别的抱怨方式。他们不说“我身上疼”，而说“我正感受着身体”。一个人说的话，就是身体对他说的话。而他的身体正在提醒他，说他现在与世界不在一个调子上。健康状况并非由激素决定，而是由和谐决定。这些和谐在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的协定中产生。在西方传统中，医生认为他在治疗病人。非洲大夫则让彼此间不和谐的力量对话。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我们的肌肤之内与肌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房屋与世界的旅行中介。

从儿时开始，在每种文化中，我们每个人都乞求以虚构的外表来展现所谓的“现实”。能够从这个世界看到另一个世界的并不只有作家。

孩子们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们将悲惨与贫穷变成一张台球桌或乒乓球台的时候。

当孩子受伤时，他会跑到妈妈（或爸爸）那里展示他疼的地方。

我们不仅仅是生物学实体，还是创造感受的造物。我们积攒的经验将我们放在一场叙事中，将我们置于历史。在那些时刻，我们是可见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比非洲病因学设想的更为相近。我们确实可以因为某人而生病。而更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病倒，是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依靠。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与查伊萨•恩该济相处的最后一晚，我帮助他坐下，因为他那时已经失去视力。“为什么你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见一样？”，他问。“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梦来看。”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因为我此前不懂如何在心中保持这样一种信念，如此光明的信念。

我承认自己的这种无知，并感谢你们所有人耐心听我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