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民国大师级人物是——王国维先生。
清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 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他出生离现在是140多年了。余生也晚,没有见过其王国维,但有幸参观过他的故居,看过他的遗迹遗物。从照片和一些资料描述看,王国维身材瘦小,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萎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清朝遗老形象,看上去不是很酷,而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国维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呵,“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这个样子的王国维,曾做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官职名叫做“南书房行走”。也正是这段师生情谊,使王国维的满清遗老气味,到了民国成立之后仍难一一去掉,溥仪与他仍保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关系。今天看来,这是一件比较搞笑的事,但当时王国维却是很认真的。
当然,我要讲的不是这些琐事,而是要讲他的学问与人格。要论王国维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世罕有其匹。这个高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与他多年的积累与勤奋有关。
可以说,王国维天生是一颗读书的种子,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
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于成为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而他对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现在市面上有一本小册子仍很流行,有时还要列入畅销书排行榜,这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别看这本小册子,可包含子大学问,大哲理。王国维在书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大师这三重境界的妙语,真的是令人击节赞叹,它鼓励了几代人在读书、做学问的路上奋力攀登,勇往直前,我本人年轻的时候也受到这三个境界影响,对王国维佩服得不行。
除了这些,王国维还有什么学问和发明创造呢?有,多着呢。
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在他的《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次提出“美育”一词,现在的人对这个词肯定非常熟悉了,但他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教育理念,并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的学者,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那个时候王国维还不到30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清朝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但真正有证据证明的不足三千年,也就是历史书上记载的周朝。当年胡适博士公开声明“东周以上无史”,因而在北大讲学的时候,只从东周开始讲起,说以前的那一段都是混浊一片,谁也弄不清楚。
但王国维不同,他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也就是说,王国维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周朝之前,商王朝存在的证据,这个发现,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郭沫若这个评价,基本上与王国维的业绩相附,如果我们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高度上论述,可以看到,自二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100 多年才出了班固;班固死后50 多年出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20 多年出了陈寿。陈寿死后700 多年,直到11 世纪才出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 世纪出了郑樵。郑氏死后500 余年,到18 世纪才出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约百年,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了。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1600 多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这就是一代大师王国维的名山大业与超级声望。
不幸的是,这么一位世之罕见的大师,仅活了51岁就死了,比梁启超还少活了5年。
大家知道,1924年的时候,清华学校成立了国学院,聘清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四大导师”,这个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子,在后来的中国文化界起到了延续华夏文明血脉的大作用。
想不到,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仅做了二年导师,就到颐和园自沉而死了。
关于王国维的死难经过,我查遍资料,大体是这样一个情形: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溥仪,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
1927 年5 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为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
延至6 月1 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还有导师李济、教务长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
6 月2 日晨,王国维餐毕,8 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10 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11 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师就此死去,时年51 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各种说法接踵而至。大家都在猜测,王国维为何而死?
根据我对材料的疏理、考证,后世臆测王国维死因,大致分这么几种:一为“愚忠殉清”说;二为“逼债”说;三为“惊惧”说;四为“谏阻”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五为“文化殉节”说;六为“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多种说法。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他是殉清而死,而前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被罗振玉逼死的。溥仪有一本自传体著作叫《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 年出版),他在第四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皇帝的时候,罗振玉也是南书房行走,但“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罗女嫁王氏子),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大家知道,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在抗战胜利后,从沈阳逃跑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后来交付中国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0月被特赦,成了新中国的政协委员。溥仪在他的书中,又说了这样一件事:“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据说清宫内务府大臣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因末代皇帝溥仪的名声和特殊地位,在后世流传的诸种说法中,以“罗振玉逼债而死”说影响最大。这一“逼债”说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泛采信。
但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以成立。
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按陈寅恪的说法,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又说: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现在仍保存于清华园第二教学楼后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陈寅恪可谓是最了解王国维的人,他替王国维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一代大师,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远去的背影和一种文化情怀,撒手人寰,王国维的一生,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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