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朕的大典？《永乐大典》是如何遗失的

在上一期中，我们了解到《永乐大典》编纂背后的两个重要人物——解缙和姚广孝，他们所编纂的《大典》全书达到了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然而，如今收藏在世界各地、幸存下来的《永乐大典》加起来的总册数却不到全书规模的二十分之一。

我们不禁想问，这部巨著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劫难？

《永乐大典》由永乐皇帝主持编修，成于皇家之手，藏于宫廷之中。永乐五年修好之后，曾抄写一部，作为定本（亦称正本）与原稿本一同藏于南京文渊阁东阁。此事被参加纂修《大典》的文人郑棠记录在个人文集之中。他写道，“文渊东阁，前朝秘监，东观石渠，下阁九间藏《大典》”。郑棠在书成之后，以吏部考核第一的成绩被授予翰林院典籍之职，所言可信。

永乐十九年，正本随迁都大事而移至北京。据来华朝鲜使者在《李朝实录》中的描述，这部《大典》被“藏在御府满十间”。此时，《大典》收藏在文楼之中，非一般人所能见。弘治帝极为重视《大典》，日理万机之中，仍抽时间阅读，还从中辑录出药方赐予太医院，准备推行海内。由皇帝本人阅读和辑佚秘方这一点，也可以印证，《大典》正本，作为“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见”。

然而，谁能想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皇宫发生火灾。据明代文人笔记，如《清溪暇笔》《客座赘语》等材料所载，“南内火灾，文渊阁向所藏者，悉为灰烬”。水火无情。于是，钟爱《大典》的嘉靖皇帝，未雨绸缪，组织《大典》“备份”工作。

嘉靖二十一年，皇帝下令准备副本抄写项目。《桂州先生奏议》里提到《大典》作为“瑞世鸿宝”，虽“卷帙浩大”“更无副本，宝藏已久，恐将来或有遗缺，遂非全书。兹当重录一部，并藏于皇史宬，庶几可与天地悠久矣”。可惜此抄录工程需要多方准备。当年十月宫中变故，嘉靖帝差点被勒死。此事便暂时搁置。不料嘉靖三十六年，也就是1557年，皇宫内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发生火灾，嘉靖帝深恐《大典》损毁，连下数令，命人从文楼中抢运出来，幸而无恙。五年后禁中再传失火，为防《大典》不虞，嘉靖帝下令立即启动副本抄录工作。

也正是这个时候，群臣百官才有机会一睹《大典》真容。但在《大典》抄写完毕之后，永乐年间编纂的正本竟然彻底失踪了！正本的遗失是《永乐大典》失散的第一个谜团，而且至今未解，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今天可见的《大典》均是嘉靖时抄写的副本。隆庆元年（1567年），重录工作全部完成。原藏于皇史宬，清朝初年移置翰林院。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翰林院被焚毁，包括《大典》在内的大量典籍灰飞烟灭，幸存者寥寥。令人更难以置信的是，在义和团运动前，原先万余册的《大典》就只剩下不到六百册了，大部分已经被人“拿”走。义和团运动之后，连这剩下的六百册也没有保住。经过各方努力，《永乐大典》在1912年移交京师图书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前身时，只剩下了64册。

那么，都是谁偷走了皇帝的《永乐大典》呢？

首先，是监守自盗的官员。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大典》吃《大典》，偷窃《大典》最方便的自然是看护《大典》的官员。据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帝就下令对《大典》实际存世册数进行过详细的清查统计，结果是，全书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当时还剩九千八百八十一册（不包括目录六十册），已经遗失一千一百五十四册。这一千多册书不知是被何人所盗，当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三位重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但历经搜寻后并无发现，这一千多册《大典》的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典》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之后。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清政府与英法议和。自此之后京城使馆林立，而翰林院的官员同这些洋人多有勾连。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再者，去翰林院偷《大典》对这些官员来说并非难事。据时人记载他们“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得书之后，便以十两银子一册售给洋人。不过花费一天时间，得钱二十两，可谓是是一项低风险高回报的好买卖。

账，秋后还是要算的。

1875年，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清点发现《大典》不足五千册。皇帝下令严厉查处此案，将偷盗者交刑部。按说前任们都死于牢狱之灾了，《大典》应该不会再遗失了。可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到翰林院敬一亭观书时发现，“其书零落不完，毫无巨袟”，前后翻阅之数，仅有九百余册。十余年间，《大典》遗失高达四千余册。可以说，这“瑞世鸿宝”、万册《大典》，并未“与天地悠久”，只存到1900年，绝大部分都被官员监守自盗了。

除了监守自盗的官员，《大典》的遗失还应归责于当时部分外国使馆中人。清末时局动荡，义和团以火攻之术围攻东郊民巷使馆区。毗邻英国使馆的翰林院遭受池鱼之殃。翰林院被焚之际，《大典》成为许多人趁机窃取的对象，涉及其中的主要是日本东洋文库和英国使馆的官员。据东洋文库理事田仲一成记载，当时听说翰林院被烧，日本文部省留学生狩野直喜、东京每日报纸古城贞吉等，跟英国记者莫里循一起奔入翰林院，从书架上各自带走一些《大典》，以抢救之名，搬到了英国公使馆，但实际上大多进了个人腰包。据田仲一成记载，莫里循至少带走了14册。另外，英国人翟理斯和托马斯·比格也都从翰林院盗走了部分《大典》。当时使馆中人盗窃的《大典》数量不在少数。

后来，英国使馆曾交还三百三十册《永乐大典》，它们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大典》在放回之后又遭盗窃，流通至市场中。当时北京琉璃厂等书肆就有人明目张胆地售卖《大典》。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翰林院将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仅仅残存64册。经过图书馆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如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二百二十四册《永乐大典》，数量乃居世界之首。《大典》另有两百余册流散在海外，目前已知《大典》存世的总数为四百余册。

书籍保存和流传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兴衰的真实见证。从万余册到四百余册，《永乐大典》这部皇家巨制的命运几经浮沉。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典》，从64册到224册，看似160册的小小增量，其中倾注的却是多少中国人的情怀和心血。这些人中有不少我们熟悉的身影，其中包括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周恩来总理等，他们与《永乐大典》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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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贾大伟

编辑 | 朱默迪、赵大莹、曹菁菁、谢 非、孟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