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校不严,可否归田?——四库馆臣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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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立国以来百年的文字狱,让清代的读书人们都不敢像明代儒生那样,公然结党成天议论朝政了。于是,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清代儒生,从考证经史开始,全面发展了校勘、训诂、文字、音韵之学。考据之学的兴盛,刺激儒生们更加重视学术源流与材料出处,专注于文献审订、校勘谬误、注疏文字、考证典章制度以及地理沿革,与宋明理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称“朴学”。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四库全书》的质量就有了学术保障。1772年,乾隆任命陆锡熊、纪晓岚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纪晓岚除了总理编纂事务之外,还负责文学书籍“集部”的编纂。戴震负责“经部”书籍编纂,邵晋涵负责“史部”书籍编纂,而山东鸿儒周永年负责“子部”书籍编纂。


这里我们略略介绍一下戴震和邵晋涵。


戴震,生于1724年,卒于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戴震是个文理全才,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十六岁的时候,戴震就能背诵《十三经注疏》的全部经文和注文。然而,戴震的八股文写得不好,总是考不上进士。不过,戴震并没有把科举当做终极目标。他一直潜心研究经学中的算学、小学、地理和科技。22岁,戴震完成《筹算》一书,展现了对数学研究的深度。23岁,写完《六书论》,解释清楚了“转注”的文字学意义。24岁完成《考工记图》,用插图来直观解释考工记中的器物制度,震惊学界。25岁完成《转语》,打通音韵训诂学。虽然戴震学问很好,但是他长年以私塾谋生计,生活很穷苦。33岁戴震来到京城,粥饭不继,穷困潦倒。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来拜访他,被他的学问所折服,往来交游中赞叹有加,戴震因此名震京城。


1773年,四库全书馆开馆,入选的纂修官们都是翰林出身。戴震连个进士都考不上,按道理与《四库全书》的修撰无缘。但是四库全书馆总裁裘日修、于敏中以及总纂官纪晓岚认为戴震是当今经学第一人,坚决支持戴震主持经部书籍的修纂。好在乾隆不是一个死心眼的皇帝。既然总裁和总纂官他们都说戴震是学术牛人,那就破格提拔吧。于是,戴震以举人的身份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负责“经部”的编纂。两年后,乾隆对戴震办书的表现十分满意,赐戴震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进了四库全书馆,得以阅读天下藏书。他利用天赐良机,精心考订了天文、算法、地理、文字音韵各方面的书籍,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后来,戴震脚不能行,无法前往翰林院,仍然在家里坚持修书。不久后,病死在家中,享年五十五岁。


让我们再来看看邵晋涵。


邵晋涵,字与桐,浙江余姚人,清代著名学者,史学家、经学家、藏书家。他比戴震小十九岁,与屡试不中的戴震不同,邵晋涵28岁就中了进士,可谓少年得志。邵晋涵从小就酷爱读书,无论严寒酷暑,也不论居家旅行,总是在读书。而且他还有惊人的记忆力,读过的书往往能过目不忘。相传,《四库全书》的总裁向他请教某些史料,他能当场就明白无误地说出在哪一种书的哪一册哪一页,震惊同僚。这种脑力,参加个什么“最强大脑”必当胜出啊!


由于邵晋涵在史学方面颇有研究,而且对明代史料烂熟于心。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之后不久,便被委任主持“史部”的编撰工作。史书,尤其是关于前朝史料的史书,简直就是修书中的地雷,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脑袋。史部书籍大都由邵晋涵最后校定,也可以说,“排雷”工作主要交给邵晋涵完成了。邵晋涵也比较幸运,虽然因《四库全书》受到责罚的馆臣众多,但是邵晋涵在整个编修过程中完美地躲过了责难,得以在嘉庆元年安然卒于邸第。


能像邵晋涵这样幸运的馆臣实在少见。《四库全书》初具规模之后,乾隆对办书的成果开始严加要求。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九年,乾隆授命军机大臣们定期审查进呈本的错讹之处,每三个月由军机大臣统计,作为处分相关人员的依据。即使乾隆本人不在北京,也要安排快马将新交的进呈本送到他手中,由他亲自阅览。在这八年中,《四库全书》的总裁、总校甚至提调官们,因为书中出现错漏屡次被记过处罚。


四库馆臣虽然出身翰林,看似风光,但是由于承办《四库全书》的工作,过得并不轻松。如果在审校上出了纰漏,往往遭受重罚。面对巨大的编纂压力,虽然大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也避免不了错误。


乾隆五十二年(1787),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已全部入藏,续缮的江浙三阁书,经过五年的不辍抄写,也已告成,即将颁发。但就在这时,乾隆皇帝发现了书中竟然有一处把顺治皇帝与明崇祯皇帝相提并论,不禁大怒。仔细一看,又发现诸多错讹。乾隆着令二百多名京官校读文渊阁、文源阁《四库全书》,耗时两个月,又发现大量错漏,龙颜大怒。一批四库馆官员受到惩责,首当其冲的,是总校官陆费墀以及总纂官纪晓岚、陆锡熊。


陆费墀的结局上期已经介绍了。那么两位总纂官又有什么故事呢?


陆锡熊本来是乾隆皇帝极为宠信的文臣。早在这次出事之前,他就因四库进呈本中的错误屡次受到处分:先交部议、革职查办,后来又得到皇帝特谕从宽留任。这一次的修书之祸重则处死,轻则革职。乾隆念在旧情,还是从宽发落了。只是责令陆锡熊和纪晓岚重新校勘七阁图书,并要他们自掏腰包补上重新缮写书籍的费用。


当时陆锡熊在福建当学政,重新校勘的任务都落在了纪晓岚的身上。陆锡熊性格敦厚,是个老实人。看见自己的老战友在北京翰林院里独自承担着校书的重任,心里十分内疚。


1790年,陆锡熊任满返回京城。他上奏朝廷,奏请前往盛京校勘文溯阁《四库全书》。陆锡熊在盛京日以继夜地校勘图书,凭一己之力在十个月内校勘完了全书。乾隆也深为感动,任命他为稽查左翼宗学,为皇室服务。然而,校书如扫落叶。每校一次都有新的讹误出现。1791年年底,纪晓岚校勘文渊阁、文源阁《四库全书》,又发现了诸多错漏。陆锡熊忧心如焚,打算再校一次文溯阁的《四库全书》。1792年,已经58岁的陆锡熊在冰天雪地中踏上了前往盛京的官道。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了。本就疾病缠身的陆锡熊,被旅途劳顿这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到达奉天省城没有多久,他就一病不起,最终病逝于沈阳。


三人之中只有纪晓岚在总纂任上完成了任务,他看着曾经朝夕战斗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内心颇受煎熬。得知陆锡熊病逝在校书的途中后,纪晓岚写了一首长诗来哀悼他,其中有两句叙述两人在校订《四库全书》时的友情:


“两心别有胶漆契,多年皆似金石坚。”


想到自己的命运,纪晓岚不由地感叹:


“徘徊不寐坐长叹,伊谁解识余辛酸?”


本是为皇家效命,最后却得来家破人亡的命运,纪晓岚如何不为同僚们感到愁肠百结呢?


纪晓岚在总纂官任上经营十三年,从知天命之年到花甲老人,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生的荣耀和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嘉庆八年,也就是1803年,纪晓岚八十大寿,嘉庆皇帝特赐珍品贺寿。纪晓岚已经成为备极荣宠的“国之大老”。


纪晓岚能熬过艰苦的纂修环境,与他聪敏诙谐的性格分不开。


乾隆与纪晓岚君臣之间最著名的一个段子就是“老头子”。《清稗类钞》中记载,盛夏的四库馆闷热难当,纪晓岚和大臣们就光起膀子干活儿,这时乾隆突然驾到,纪晓岚来不及躲闪,就藏在了椅子底下,没想到皇帝坐了很久都没有离去,纪大学士忍耐不住问道:“老头子走了么?”皇帝听后质问纪晓岚:“你怎么能如此称呼朕?”纪晓岚灵机一动,急忙答道:“皇上万寿无疆,此为老,顶天立地,为百姓之头,帝王以天为父,地为母,对天地来讲,就是子。”皇帝听后满意而去。


纪晓岚去世后,谥号“文达”,所谓“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四库全书》的修书工作终于完成了,七阁之书历数百年,今存者为文渊、文溯、文澜、文津四阁之《四库全书》,校勘精良,至今仍然再版,在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四库全书》中斑驳的墨迹,似乎还在默默诉说着抄书、校书的故事。


故人已去,故纸依旧,那些鲜活的生命和故事都随着书籍的传承被记载下来,感谢您关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蜻蜓FM联合出品的系列文化音频节目——故人故纸。


作者 | 曹菁菁、张伟丽

编辑 | 朱默迪、赵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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