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音频】后新冠时期,亚洲如何突围: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立即签署RC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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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加强国际合作透明度


本节目为浦山讲坛第十八期,录制时间为2020年6月7日

主题:亚洲方略: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嘉宾: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研究局主管Peter Drysdale,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Rebecca Sta Maria,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原部长Chatib Basri,日本首相经济与财政政策委员会原委员Motoshige Itoh


Rebecca Sta Maria:贸易政策对于促进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须品的可获得性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对应对疫情挑战也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为了保证本国医疗产品和必需品的供应,并以确保粮食安全为理由,对出口进行了限制。


我们理解有些措施在当时可能是必要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保持警惕,防止这些措施在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之外,导致食品危机。因此,各国有必要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努力作出集体承诺,避免不必要的出口禁令,以及对食品和医疗必需品的出口限制,承诺避免实施任何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特别是涉及到数万亿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承诺维持供应链的开放和正常运作。


我们理解,在紧急情况下,一些经济体和国家采取这些限制措施,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而且在执行时应该保持透明。


我们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透明度,及时分享信息,这样各国就可以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来应对疫情挑战,国家之间交流关于保持食品和医疗供应链开放的好的做法,在当下非常重要。亚洲各国尤其要进行协调保持贸易开放,反对那种贸易保护主义和生产本国化可以提高供应链韧性的想法。


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思维近期特别盛行,大量囤积产品以及把生产迁回本国的做法应该被限制。在现在的情况下,各国需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公民,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这些措施不对整个地区的食品和医疗产品的可获得性造成不必要的限制。


我们必须明白,生产本国化,会导致风险集中,会使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冲击,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全球系统中实现供应多样化。各个地区在气候、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韧性。我们应追求供应链的多样化,而非集中化。


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地点选择和搬迁的决定应该由私营公司来推动,因为这些公司理解多样性的意义,而且有能力来降低风险。区域性和多边合作、制定标准和法规也有助于减少供应链的脆弱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亦有助于企业分散风险。我们帮助企业分散风险,我们对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支持其升级,帮助他们获得资金来生存发展,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应对疫情。


在亚太地区,就医疗设备而言,供应链不仅仅涉及货物的运送,还涉及货物的质量,我们要确保不达标的产品不会在供应链内流通。这是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因此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发了供应链安全工具包,它基本上涵盖了医疗产品的整个供应链。这个工具包也可以很容易地复制用于其他产品的供应链。它的作用是提供一些机制,帮助决策者了解所需的流程和程序。所以工具包的作用是进行能力建设。这种工具包是由决策者、企业和学术界共同设计的,它的关注重点是进行真正的能力建设。


提升全球医疗产品质量和供应链安全性的机制十分重要,它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到其他产品上,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需要的一些产品。尽管该工具包是由APEC 生命科学创新论坛的卫生工作组设计的,在发现、预防和处理不合格或伪造医疗产品上,它可以与WHO的指导意见结合使用。


这是医疗产品供应链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听说过一些不合规产品的事例,我们听到相关报告,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供应链,还要关注在供应链中流通的产品的质量。


数字化是未来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Peter Drysdale:在应对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数字化其实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了创新性的危机管理。


在应对这次危机中,远程医疗一夜之间成为澳大利亚医疗的一大特点,其中涉及数字技术的新应用。当然,更广泛的拥抱数字技术会带来全球化新时代,但是现在治理体系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在数据隐私和有关公共利益的数据开放之间取得平衡。大数据管理是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面临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对此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政策和监管体系。


在国际上,我们尚未真正开发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治理系统,使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能更容易的应用于国际贸易和商业。


Motoshige Itoh:由于这场危机,所有国家目前都变得更关注国内问题,我认为这对促进各国经济活动不是很好。将新冠肺炎疫情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比较非常有用。1930年代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那实际上延迟了经济的复苏。重要的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但与此同时,困难重重的经济状况又是导致保护主义的原因。举例来说,美中贸易冲突现在似乎比新冠肺炎爆发之前还要严重。


也许正是由于国内的经济问题,各国应该不仅仅关注自己,还要向外看,寻求对全球化加以改善。而数字化可能正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它实际上是未来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数字化的应用刚刚开始加速。我们看到在线学习、在线医疗服务或远程办公越来越普及。在各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思考,必须加快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项技术使长距离交流变的可能。这意味着,它不仅能拓展国内的活动,跨境活动的开展也变得十分容易。或许现在正是区域经济讨论如何加强数字技术合作及系统协调的好时机。


当然,现在有许多难题待解,例如数据隐私以及如何增加数据使用,这是值得区域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很好的话题。


我认为不仅是APEC这个平台,在国家讨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时,比如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或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个问题正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不仅是谈论更多的贸易,信息和数字交易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地区国家间在这方面的协调。


Rebecca Sta Maria:说到数字经济,亚太经合组织有一种非常官方的方式来汇集相关观点。即便是东盟也有数字整合框架。这些框架必须涵盖非常重要和日益重要的领域。而且我知道,关于可靠的数据流动有很多讨论。那么,各经济体会专注于数据保护和数据隐私吗?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即使有了这些框架,即使各国应该遵守这些框架,但在国家层面,国内法律和法规可能不支持框架的某些内容,例如数字经济的税收机制,以及数据许可和本地化,这些国内规定与区域框架最初想要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话虽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向我们表明,在这一领域协调努力,确保足够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宽带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数字鸿沟将变得越来越深。同时我们也需要确保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并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亚洲可以轻松地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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