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竹七日:一场改变认知的失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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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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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飞扬语者,专事打捞历史褶皱里的秘闻,编织悬疑迷局中的听觉陷阱。让听众在《史记》竹简与悬疑惊悚间无缝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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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详情

# 少年王阳明格竹实践

# 朱熹格物致知方法

# 程朱理学正统儒学

# 心即理哲学思想

# 知行合一理论体系

# 认知革命思维突破

# 七日格物失败实验

# 身心二元论哲学困境

# 权威迷信思想破除

# 真理探索认知裂痕

程朱理学背景与格物实验

明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朱熹格物致知方法被视为真理探索的圭臬。少年王阳明格竹实践始于对朱熹理学的虔诚模仿,试图通过观察竹子的物理特征揭示天理。他严格遵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教诲,连续七日静坐竹林,记录竹枝图谱,却因身心二元论哲学困境陷入认知僵局,最终思虑过度病倒。

失败实验的颠覆性反思

七日格物失败实验揭示了朱熹理学向外求理的根本矛盾:机械观察仅能获取具体物理特征,却无法触及超越性真理。王阳明由此质疑程朱理学正统儒学框架,提出“心即理哲学思想”,主张真理源于心物交互而非外物。这一认知革命思维突破,批判了身心割裂的实践方式,强调“圣人之学即心学”。

思想突破与历史影响

格竹事件后,王阳明破除权威迷信思想束缚,转而探索知行合一理论体系。他反思朱熹“知先行后”的割裂性,提出“真理需以身心验证”。数十年后,其在龙场悟道中确立“心即理”学说,修正了传统格物致知方法,强调真理探索需直面认知裂痕,从内在心性出发校准认知方式。

现代启示与哲学意义

这场看似失败的格物实验,实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转折。其启示在于:盲目遵循权威典籍或碎片化知识积累,易陷入向外求理的迷失。王阳明的实践勇气与反思精神,为当代人提供了认知革命的范式——真正的真理探索,须以质疑精神突破固有思维,在身心合一中实现认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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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四大古文明(普遍言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有中国。这其中我中华文明非最古老,却是唯一延续至今,因而不用冠以“古”字之文明。 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最悠久之文明史,这是我等炎黄子孙骄傲与财富。但不幸者,近两百年中华文明正经历前所未有之危机,在历史长河中驶入近乎绝望之低谷。 世界格局改变,西方列强侵入之初,国人对民族之过去开始彷徨、迷惑。国势日微,进而怀疑、怨恨以致摒弃。 几十年历尽磨难与鲜血屏退外敌之后,更欲彻底粉碎五千年之过去,抹去华夏历史之痕迹。进而希望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彻底决裂,最终摆脱贫穷落后之现状迎接富裕发达之未来。 行为西化、废除汉字、拒绝继承、消灭传统,我等用尽一切自毁基石,结果却是注定之邯郸学步。 在历经无比惨痛之彻骨教训,付出不可挽回之泣血损失后,终静心明视、客观深思。终知世间万物万事未有不变,兴衰起落乃为必然。然中华民族极衰而不消、膏肓而未亡,虽为国之不祚亦显我文明力之顽强。故国民乃知习古圣先贤之智、立伍仟文明之本,我华夏无日必兴。 所庆幸者,近代虽有诸多因民族国家的困顿而失智,妄图消灭华夏民族之过去者;亦有处乱不惊、洞若观火,深知历史文化乃民族之根基进而担当传承者。 钱穆先生即为后者之代表,读罢其《阅尽沧桑,读史明智》(写于抗战时期)一文,甚感与之暗合。特引用其中两部,供诸位感受。 引一: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 引二: 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 有其貂前,何费尾后,省去无数心思笔墨和忧愤酸苦,幸甚幸甚。 然既有诸位前辈之作,今下何必再续?原因有三: 其一、前辈之通史,多作于战乱困苦时期,可参考资料、文物不便且不足难免缺憾。如张荫麟先生作《中国史纲》写到“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 又如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乃是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后,写于云南昆明岩泉寺,当时之条件可想而知。 而今日之网络瀚博迅达,各地博物馆(院)如需即至,此时作通史可更完备详尽。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化研究处于停滞,后经历浩劫我之文化出现断档与割裂,国史研究沉寂乏人。现值此民族中兴之时,当以见证者之目光再作国史,以告诸位先生,以传我华夏文明之史。 其三、传播要务实,要以时代为基础,方见成效。台湾大学教授台静农先生,在为《白话史记》作序时写到: 今后要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古书今译是最为切要的。或有人以为这样会失去原文的意味,其实不然,只要是认真的译文,不会有“嚼饭与人”之感的。 ...... 更可注意的,司马迁引《尚书》,即以今文易古语,足见我们伟大的太史公,早已这样做了。可是司马迁这一卓越的观念,并未影响了后人,直到两千年后的今日,因时代的需要,才知道古书今译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降低门槛,引人入门,进而精深,本人深以为是。因此再作有声版中国通史,旨在通过这一流行简便之方式,让更多人热爱自己民族之历史。 望我辈在五千年之历史长河中找出中华文明延绵不绝之众妙法门,获取古圣先贤璀璨光辉之深邃思想。 让我们一起将亲手丢弃之文明,点点寻回,共赴华夏中兴。 戊戌正月 写于独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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