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世鸿宝今何在”——《永乐大典》收藏传奇

国家图书馆目前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居世界各收藏单位之首。这座超过百岁的图书馆，经历过战争、困苦、自然灾害等历史考验，一直将中华古籍善本的收集和保藏作为首要责任，包括《永乐大典》在内，各渠道积极努力，从未停止过收集工作。斗转星移，人世变换，《永乐大典》的聚散离合，充满了传奇色彩。

二十世纪初，国内兴起创办新型图书馆的浪潮，张之洞、罗振玉等各方人士积极筹措，于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即1909年9月9日，联名上奏朝廷，请建京师图书馆，获得批准。同时，还允准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等移送京师图书馆。然而时局不稳，未能执行。

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京师图书馆由教育部接管，具体事项则由教育部下属社会教育司主管。鲁迅先生被任命为教育部部员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文化、艺术、公共教育等方面工作。《永乐大典》入藏京师图书馆这一事项，便由鲁迅先生主要经手负责。当时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仅剩64册，由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暂存于自己府中。为落实移送《永乐大典》一事，鲁迅等人积极推动，1912年7月16日京师图书馆接到了移交公函。今天，在国家图书馆的档案中，仍然保留着100年前的珍贵函件，原文是：

“敬启者：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前经本部兹请国务院交由贵馆储藏。昨准国务院函，称此项书籍仅余六十四本，在陆凤石先生（即陆润庠）处。当即派员往取到部。兹由本部酌留四本，庋置本部图书馆，以资展览，藉留纪念，其六十本专差送上，即请贵馆妥为整理储藏可也。”

由此，历经十余年动荡的64册《永乐大典》，终于有了安身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颇为紧张，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当时京师图书馆已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经过审慎的讨论，图书馆决定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音踏）片、舆图，也就是古代地图，以及珍贵的西文书籍，先进行装箱，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国立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立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同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两年后，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在上海的珍贵文献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政府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次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他们共选取了包括60册《永乐大典》在内的三千种善本，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寄存文献转运台湾，目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八年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一直和北平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先生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随着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借此机会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讲述其遗失损毁的遭遇。这次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移交北京图书馆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京图书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大典》赠送给北京图书馆。此后，北京大学移交4册《大典》。广东文管会移送3 册《大典》。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均各捐献一册《大典》。

国外机构也加入了赠还《大典》行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 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 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再加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赠还的11册，共有67册《大典》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北京图书馆“团聚一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但中华古籍善本的收集工作，却仍受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注。他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 册《永乐大典》。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此《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即书叶最上沿和最下沿没有字的部分，已被剪下来做了鞋样。家中的老太太虽不识字，但因袭了祖上“敬字惜纸”的传统，没舍得剪掉有字部分，从而完整地保留了文本内容，实在是这一册《大典》在流传过程中的幸运之事。在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主动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紧急安排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及时修复。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大典》，终于也安稳地入住善本库房了。

目前，据公布的各种材料，可知《永乐大典》残本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收藏机构，总量约有四百余册。迄今为止，通过政府拨交、国内外赠送、本馆采访等多种渠道，国家图书馆，也就是之前的北京图书馆，已有《大典》224册，其中包括现存台湾的62 册。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工作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即将迎来110周年馆庆。百余年来，有政府的支持、有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古籍事业的人们奔走寻访、有国际友人的友好赠还，还有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努力工作。这些保护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典籍的故事，著于馆档，彰于史册，值得我们致以最真挚、最崇高的敬意。

上期我们提到《大典》曾遭受火灾，本期又谈到有一册差点变成鞋样。这促使我们关注，书籍在流动或流散过程中，可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让这些国宝恢复容颜，再度续命呢？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古籍修复师们，他们想到和使用什么好办法吗？为什么他们说《大典》的修复，还有一件遗憾的事情？

请您持续关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蜻蜓FM联合出品的系列文化音频节目——故人·故纸，和我们一起探寻《永乐大典》传奇故事的终章。

作者 | 陈红彦、王俊双

编辑 | 朱默迪、赵大莹、曹菁菁、谢 非、孟 化